出自 唐代 韩愈 《进学解》
国子先生晨入太学,招诸生立馆下,诲之曰:“业精于勤,荒于嬉;行成于思,毁于随。方今圣贤相逢,治具毕张。拔去凶邪,登崇畯良。占小善者率以录,名一艺者无不庸。爬罗剔抉,刮垢磨光。盖有幸而获选,孰云多而不扬?诸生业患不能精,无患有司之不明;行患不能成,无患有司之不公。”
言未既,有笑于列者曰:“先生欺余哉!弟子事先生,于兹有年矣。先生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,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。纪事者必提其要,纂言者必钩其玄。贪多务得,细大不捐。焚膏油以继晷,恒兀兀以穷年。先生之业,可谓勤矣。
觝排异端,攘斥佛老。补苴罅漏,张皇幽眇。寻坠绪之茫茫,独旁搜而远绍。障百川而东之,回狂澜于既倒。先生之于儒,可谓有劳矣。
沉浸醲郁,含英咀华,作为文章,其书满家。上规姚姒,浑浑无涯;周诰、殷《盘》,佶屈聱牙;《春秋》谨严,《左氏》浮夸;《易》奇而法,《诗》正而葩;下逮《庄》、《骚》,太史所录;子云,相如,同工异曲。先生之于文,可谓闳其中而肆其外矣。
少始知学,勇于敢为;长通于方,左右具宜。先生之于为人,可谓成矣。
然而公不见信于人,私不见助于友。跋前踬后,动辄得咎。暂为御史,遂窜南夷。三年博士,冗不见治。命与仇谋,取败几时。冬暖而儿号寒,年丰而妻啼饥。头童齿豁,竟死何裨。不知虑此,而反教人为?”
先生曰:“吁,子来前!夫大木为杗,细木为桷,欂栌、侏儒,椳、闑、扂、楔,各得其宜,施以成室者,匠氏之工也。玉札、丹砂,赤箭、青芝,牛溲、马勃,败鼓之皮,俱收并蓄,待用无遗者,医师之良也。登明选公,杂进巧拙,纡馀为妍,卓荦为杰,校短量长,惟器是适者,宰相之方也。昔者孟轲好辩,孔道以明,辙环天下,卒老于行。荀卿守正,大论是弘,逃谗于楚,废死兰陵。是二儒者,吐辞为经,举足为法,绝类离伦,优入圣域,其遇于世何如也?今先生学虽勤而不繇其统,言虽多而不要其中,文虽奇而不济于用,行虽修而不显于众。犹且月费俸钱,岁靡廪粟;子不知耕,妇不知织;乘马从徒,安坐而食。踵常途之役役,窥陈编以盗窃。然而圣主不加诛,宰臣不见斥,兹非其幸欤?动而得谤,名亦随之。投闲置散,乃分之宜。若夫商财贿之有亡,计班资之崇庳,忘己量之所称,指前人之瑕疵,是所谓诘匠氏之不以杙为楹,而訾医师以昌阳引年,欲进其豨苓也。
诗文赏析[搜索 国学梦 即可回访本站]韩愈《进学解》,旧说作于唐宪宗元和八年(813)。是年韩愈四十六岁,在长安任国子学博士,教授生徒。进学,意谓勉励生徒刻苦学习,求取进步。解,解说,分析。全文假托先生劝学、生徒质问、先生再予解答,故名《进学解》;实际上是感叹不遇、自抒愤懑之作。
文章分三段。第一段是国子先生勉励生徒的话。大意谓方今圣主贤臣,励精图治,注意选拔和造就人才。故诸生只须在“业”和“行”两方面刻苦努力,便不愁不被录用,无须担忧用人部门的不明不公。“业”指学业,读书、作文都属于“业”。“行”指为人行事,所谓“立言”即发表重要见解也属于“行”。韩愈认为这二者是主观修养的重要方面。例如他曾作《五箴》以儆戒自己。其中《游箴》感叹自己少年时学习的劲头和精力很足,而如今年岁大了,便不如少时了;痛心地说:“呜呼余乎!其无知乎!君子之弃,而小人之归乎?”可见他始终念念不忘学业之重。又《行箴》要求自己的言行合乎正义,认为这样做了,便虽死犹生。还说“思而斯得”,要求自己一言一行都须认真思考。可见《进学解》中关于“业”和“行”的教诲都不是泛泛之语,而确是韩愈所执著的立身处世之大端。
第二段是生徒对上述教诲提出质问。大意谓先生的“业”、“行”均很有成就,却遭际坎坷,则业精行成又有何用呢?先说先生为学非常勤勉,六经诸子无不熟读精研,叙事之文必记其要略,论说之文必究其深义,夜以继日,孜孜不倦;次说先生批判佛、老,力挽狂澜,大有功于儒道;再说先生博取先秦西汉诸家文字之长,写作古文已得心应手;最后说先生敢作敢为,通晓治道,为人处事,可谓有成。这四个方面,一、三相当于“业”,二、四相当于“行”。验之韩愈其他诗文,可知这里生徒所说实际上是韩愈的自我评价。以学而言,他曾说自己“究穷于经传史记百家之说”,“凡自唐虞以来,编简所存……奇辞奥旨,靡不通达”(《上兵部李侍郎书》),并能穷究奥妙,达于出神入化之境。以文而言,他以“文书自传道,不仗史笔垂”(《寄崔二十六立之》)自许,欲以古文明道,传世不朽。以捍卫儒道而言,他说道统久已不传,即使荀子、扬雄也还有小疵,隐然以上继孟子、振兴儒学自期(见《原道》等文)。以为人行事而言,他自称“矫矫亢亢,恶圆喜方,羞为奸欺,不忍害伤” (《送穷文》),即坚持原则,正直不苟;又颇自负其政治才干,青年时便说己潜究天下形势得失,欲进之于君相(见《答崔立之书》)。这些评价,虽有的受到后人讥评,如有人批评他儒道不纯,但大体说来,他在这几方面确实都相当有成绩。可是其遭遇并不顺遂。下文生徒所说“跋前踬后,动辄得咎”云云,就是概述其坎坷困窘之状。他青年时本以为功名唾手可得,然而经四次进士试方才及第,其后三次于吏部调试,都未能得官,只得走投靠方镇为幕僚的道路。至三十五岁时才被授以四门博士(其地位低于国子博士)之职。次年为监察御史,同年冬即贬为连州阳山(今属广东)县令。三年后始召回长安,任国子博士。当时宪宗新即位,讨平夏州、剑南藩镇叛乱,显示出中兴气象。
可是韩愈并未能展其怀抱,却困于谗方诽谤,次年即不得不要求离开长安,到洛阳任东都的国子博士。其后曾任河南县令、尚书省职方员外郎之职,至元和七年四十五岁时又因事黜为国子博士。生徒所谓“三为博士,冗不见治”,即指一为四门博士、两为国子博士而言。冗,闲散之意。博士被视为闲官。不见治,不能表现其治政之才。“头童齿豁”,也是真实情况的写照。韩愈早衰,三十五岁时已自叹齿落发白,作《进学解》时更已发秃力羸,只剩下十来个牙齿在那里摇摇欲坠了。仕途失意和体力衰退,使他愤慨而悲哀。生徒的这一大段话,其实正是他“不平而鸣”,借以一吐其胸中块垒而已。第三段是先生回答生徒的话。先以工匠、医师为喻,说明“宰相之方”在于用人能兼收并蓄,量才录用。次说孟轲、荀况乃圣人之徒,尚且不遇于世;则自己被投闲置散,也没有什么可抱怨。最后说若还不知止足,不自量力,岂不等于是要求宰相以小材充大用吗?这里说自己“学虽勤而不繇其统”云云,显然不是韩愈的由衷之言,实际上是反语泄愤。“动而得谤,名亦随之”,是说自己动辄遭受诽谤,而同时却名声益彰。这就更有讽刺意味了。这里所谓“名”,主要是指写作和传授“古文”的名声。其《五箴·知名箴》就说过,由于自己文章写得好,又好为人师(其实是宣传“古文”理论),因而招致怨恨。《答刘正夫书》也说:“愈不幸独有接后辈名,名之所存,谤之所归也。”据柳宗元《答韦中立论师道书》说,韩愈就是因“奋不顾流俗”,作《师说》,教后学,而遭受谤言,不得不匆匆忙忙离开长安的。至于说孟、荀不遇云云,看来是归之于运命,借以自慰;实际上也包含着对于古往今来此种不合理社会现象的愤慨。他看到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生活中,总是“贤者少,不肖者多”,而贤者总是坎坷不遇,甚至无以自存,不贤者却“比肩青紫”,“志满气得”。他愤慨地问:“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!”(均见《与崔群书》)这正是封建时代比较正直的知识分子常有的感慨。可贵的是韩愈并未因此而同流合污。他说:“小人君子,其心不同。唯乖于时,乃与天通。”(《送穷文》)决心坚持操守,宁可穷于当时,也要追求“百世不磨”的声名。
《进学解》表现了封建时代正直而有才华、有抱负的知识分子的苦闷,批判了不合理的社会现象,具有典型意义,故而传诵不绝。此外,第二段中谈古文写作一节,可供了解其古文理论和文学好尚,也值得注意。其所举取法对象止于西汉,那是因东汉以后文章骈偶成分渐多,与古文家崇尚散体的主张不合之故。所举除儒家经典外,尚有子书《庄子》、史书《史记》以及《楚辞》和司马相如、扬雄的赋、杂文等。这数家作品往往雄深宏伟,奇崛不凡,韩愈好尚正在于此。他曾称屈原、孟轲、司马迁、司马相如、扬雄为“古之豪杰之士”(《答崔立之书》)。这与古文运动前期某些论者片面地将“道”与文学的审美特性对立起来,以至鄙视屈原、宋玉以下作家是很不相同的。
《进学解》以问答形式抒发不遇之感,此种写法古已有之。西汉东方朔作《答客难》,扬雄仿之而作《解嘲》,其后继作者甚多。但《进学解》仍能给人以新鲜感。这与它善于出没变化有关。如第二段先大段铺写先生之能,浩瀚奔放;再以寥寥数语写其不遇之状,语气强烈。其间自然形成大幅度的转折,而全段总的气势是酣畅淋漓的。第三段则平和谦退,似乎火气消尽;而细味之下,又感到有辛酸、无奈、愤懑、嘲讽种种情绪包孕其中,其文气与第二段形成对比。又如通篇使人悲慨,使人深思,但有的地方又似有谐趣。如先生谆谆教诲,态度庄重,而生徒却以嬉笑对之;先生为说服生徒,不得不痛自贬抑,甚至自称盗窃陈编。这些地方见出先生实处于被动,而具有滑稽意味。总之,全文结构虽简单,但其内在的气势、意趣却多变化,耐咀嚼。它之所以使人感到新鲜,又与其语言的形象、新颖有关。如以“口不绝吟”、“手不停披”状先生之勤学,以“踵常途之促促,窥陈编以盗窃”形容其碌碌无为,以“爬罗剔抉,刮垢磨光”写选拔培育人才等等,不但化抽象为具体,而且其形象都自出机杼。至于“贪多务得”、“细大不捐”、“含英咀华”、“佶屈聱牙”、“同工异曲”、“动辄得咎”、“俱收并蓄”、“投闲置散”等词语,既富于独创性,又贴切凝练,今天都已成为常用成语。又如“业精于勤,荒于嬉;行成于思,毁于随”等,将丰富的人生体验提炼为短句,发人深思,有如格言。在一篇不长的文章中,此类具有独创性的语句却如此之多,实在使人不能不惊叹作者在文学语言方面的创造能力。此外,本文文体系沿袭扬雄《解嘲》,采押韵的赋体,又大量使用整齐排比的句式,读来声韵铿锵,琅琅上口,也增加了其艺术的魅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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