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诗词肯定是小众化的,为什么要普及?

发布时间:2022-11-24 09:09:47作者:金刚经结缘网
诗词肯定是小众化的,为什么要普及?

一些对诗词较熟悉的朋友或许已经发现,尽管“背诵比赛”之外的《中国诗词大会》考题其实十分简单,但仍有许多选手屡犯常识性错误。如此“普及”,于诗词何用?

在2月7日晚央视举行的《中国诗词大会》第二季总决赛中,来自上海复旦附中的16岁小选手武亦姝最终胜出,获得冠军。

首先必须承认并祝贺,作为一档商业性电视娱乐节目,《中国诗词大会》是非常成功的:拉高了收视率,制造了热点和“大众英雄”,而且还成功搭上了“弘扬中华传统文化”的便车,贴上了“诗词普及”的高大上标签。

可以说,一档商业娱乐热门节目该红的要点,《中国诗词大会》差不多都有了,倘若仅点评其作为商业电视节目的价值,是绝对可以给高分的,若点评其炒作创意、手段,则更可加上“出手不俗”四个字。

问题是,倘若当真将《中国诗词大会》当作一档诗词普及节目,那可就是另一回事了。

这几天通过《中国诗词大会》一炮走红的“大众英雄”,一位是汉服登场、背诵成名的某大耳朵女生(这里并无任何对大耳朵人士的不敬,我年仅九岁的长子就五官比例而言耳朵只怕更大),另一位是靠背诵过关斩将的某农村大妈。

许多《中国诗词大会》的粉丝对这二位仰慕追捧有加,“圈粉”“才女”之类溢美之词不要钱一般喷涌而出。


▲《中国诗词大会》第二季总决赛现场

于是第一个问题来了——“诗词才华”的含义是什么?稍稍公正客观一点的朋友都会脱口而出,“创作,是创作”。

没错,古体诗词到了今天固然已是小众文化,但毕竟还有相对人数不算多、绝对人数不算少的创作爱好者人群。包括我自己,从13岁学近体至今,坚持不间断也有34年之久了。

刨去创作,善于赏析也可算“诗词才华”范畴,只不过文学欣赏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主观性,怎样的鉴赏算“有才华”或“有大才华”,恐怕是见仁见智的。

无论如何,背诵诗词与才华无关,或至少不是主要衡量因素。

有位朋友在网上对我这个观点不敢苟同,认为“背诵诗词档次高过背诵其它”,并举例说,“王勃在赣江边吟咏出‘落霞与孤鹜齐飞,秋水共长天一色’和‘这条河啊真XX的宽’能是一个档次么”。

然而,这恰给我、而非给他提供了论据:王勃是《滕王阁序》的原创者,他在滕王阁落成典礼“征文大赛”上用佳句脱颖而出,的确是才华的体现,而这样的“大会”也确实可以起到“弘扬文化”的作用。

如果当时“豫章故郡、洪都新府”的“主办单位”让所有“参赛选手”背诵同一段文字以决高下,他们背诵的是《古文尚书》《唐本草》或随便一段有意义乃至无任何意义的文字,又有什么区别?

这样的“背诵大赛”,又能裁量什么“文才”、或弘扬什么“文化”?


▲《中国诗词大会》第二季总决赛亚军选手彭敏

一些对诗词较熟悉的朋友或许已经发现,尽管“背诵比赛”之外的《中国诗词大会》考题其实十分简单,但仍有许多选手屡犯常识性错误。

如“诗句填空”,某两位选手(包括一位“才女”)连“一三五不论、二四六分明”都不懂,在只能填平声字的地方填了仄声字。

而这样的错误就连高中生都不应该犯。1987年的语文高考试卷,曾让考生将打乱的一首符合七绝格律的隋代民歌“杨柳青青着地垂,杨花漫漫搅天飞。柳条折尽花飞尽,借问行人归不归”排序,结果大多数考生都作出正确选择。当时全国版语文教科书中明确提到了“一三五不论、二四六分明”的规律。

如此“普及”,于诗词何用?


▲参赛小选手叶飞

有人问我“那么照你看法,怎样才能普及诗词”,我反问,“为什么要普及”?

诗歌和其它文学体裁一样,都是用来寄托、遣怀、歌颂、讽喻、抒发某种意境或情感的。随着时代的演进,主客观因素和环境在不断变化,适合该时代大多数人的诗歌表达形式就会发生变化。

如先秦流行四言诗、“兮字体”,汉代流行乐府,南朝流行五言古诗,唐代绝律等近体格律诗崛起,宋代流行宋词,元代则南、北曲盛极一时,近、现代则成为各种新诗流派争奇斗艳的舞台。

这种诗歌体裁的与时俱进,和外部环境、社会结构的变迁有关,也和语言习惯、音韵变化息息相关。

如从语言习惯来讲,中国诗歌两千年来大体上遵循着每句字数由少到多、句式结构由简单到复杂的演变规律。

又如音韵变化,汉乐府适用上古音,近体、词则适用“平上去入”的中古音,元曲更有南北音韵的差异,而自元代以来,普通话和大多数北方方言“入派三声”,在近体和词牌中地位重要的“入声”完全消失。

简单说,像念奴娇、满江红这类押入声韵且很常见的词牌,如果按汉语拼音去读根本就不押韵。

正所谓“皮之不存、毛将焉附”,既然古体诗词所附着的这些氛围、土壤和硬件前提都已发生变化,它的“小众化”就不可避免。

毛笔书法原本是中国大众化书写模式,隶书在秦汉两代是“普及性书写体”,如今却成了“文化爱好”和“高雅艺术”,这本身就是合理的,是社会进步、文化发展的标志之一,对此作一番感慨是可以理解的,如丧考妣则大可不必。


▲《中国诗词大会》主持人董卿

需要特别指出的是,唐代诗歌的大普及,与唐朝“以诗赋取士”、学好诗歌有希望做官有关。而明、清两代官话和北方方言已和唐宋大相径庭,但依托中古音的近体诗仍然很“大众”,和“八股时代”的科举考试仍然保留了“试帖诗”(五言六韵、适用和近体诗一样的平水韵或“洪武正韵”)息息相关。

如果现代高考、公务员考试加考“诗词创作”为必答题且占分很高,诗词创作很快就会重新“大众化”。当然,任何头脑清醒者恐都绝不会认同这样的“普及”、“弘扬”。

数典忘祖、摒弃传统中的精华,在任何社会、时代和人群中都是不可取的。但尊重和坚持传统必须持扬弃的态度,必须认识到只有具备生命力的传统才能生存下来,对新时代适应性的强弱,会决定传统元素在新时代的生存空间。

比如同样是“传统元素”,给无数人提供方便的筷子流传至少两三千年,至今仍然是普罗大众中“活的文化”。古代服饰则只能成为艺术表演、收藏的“小众宠儿”,新式时装的借鉴蓝本。而缠足、割股奉亲之类陋习,则必然要扫进历史的垃圾堆。

“苟日新、又日新、日日新”,“周邦虽旧其命维新”。对上述规律和不同性质“传统元素”间差异不加区别,“只扬不弃”,或“只弃不扬”,是打着“弘扬传统文化”的背离传统文化表现。

至于将可算“优秀娱乐节目”的《中国诗词大会》曲解、包装成“弘扬诗词和传统文化的最佳手段”,则更是离题万里,不知所云。

如此“普及、弘扬”,就仿佛高喊“足球从娃娃抓起”,推出的“振兴校园足球”方案,却只是给每个孩子发个足球,让他们每天抽时间在教室里、课桌边做“足球课间操”一般。



就个人管见,诗词文化在“筷子型”、“古装型”和“缠足型”三类传统文化元素中,更接近“古装型”的定位,即“小众爱好者的最爱”和“大众可以欣赏、有所补益借鉴的精神食粮”。

对这类传统文化遗产,比较合理、可取和可操作的保护、传承方式,是利用当今科技和资讯的方便,为“小众爱好者”提供更多、更方便、更准确的辅助工具和参考资料。同时让更多愿意感受、领略其美感的朋友,能够更好、更“不走样”地得到感染、产生共鸣。

托网络和资讯时代的福,如今的条件已经好多了。当年我学习格律诗词时,连最基本的入门资料如《诗韵合编》《白香词谱》都很难找到。我初学填词时,词谱就是借来别人的书手抄的,抄了两天一夜。

和其它同好间的交流,更是难比登天。

而如今,各种工具书、各代诗词作者诗集都能很方便找到,和天涯海角的诗词爱好者也能“无时差交流”。一些网络应用更可提供一些有趣、便捷的辅助服务,新人学诗也有很多可行的选择,而不必走闭门造车的弯路。

下一步要做的,就是让“路标”更清晰,避免初学者“挑花了眼”。

而在后一点上,则应该更倚重“诗词”味多一些、“大会”味少一些的形式。这类形式或许不会像《中国诗词大会》这样火、这样容易成为大众热点,却更容易让尽可能多愿意接近诗词的朋友,对这门“曾经的大众艺术”真正、持久地爱好和欣赏起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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