度牒的历史：不仅是出家人的“身份证”，还曾充当货币职能

唐玄宗天宝十四载（755），安禄山起兵叛乱，朝廷为了平定叛乱，需要筹措大量军费，于是采取右仆裴冕之计算，于各府置戒坛度僧，收取“香水钱”。当时，仅太原一地，通过卖度牒，十天左右竟得到100万缗。

　　安史之乱平定后，出现了藩镇割据的局面，地方军阀势力通过大量发放度牒的方式来搜刮钱财，谋取暴利。如徐州节度使王智兴在泗州设置戒坛度人出家，用大减价的方式出卖大批度牒。人们成群结队地渡过淮河，只要每人交两缗钱，就发给度牒，根本不用举行传戒仪式。

　　宋代的田赋、徭役、杂税比唐代更重，但只要获得度牒，就可以免去大部分负担，因而度牒的身价也就越来越高。在四川地区，一张度牒的官价是1000贯，而黑市价格是1600贯。

　　有的人为了得到度牒，竟干起了杀人劫牒的勾当。据《涑水记闻》记栽，有一人与一位僧人结伴同行，途中杀僧而劫取度牒、僧衣，自行披剃为僧。

　　宋代曾发行纸币，由于通货膨胀而大幅度贬值，而度牒的信用却很好，朝廷有时就用度牒来开支各项费用。如元祐四年（1089），苏轼任杭州知州时，为了兴修8期上的堤岸，曾向朝廷上书，奏请发给度牒万道，作为治湖筑堤的经费。朝廷批准了苏轼的奏请，从而为后人留下了“苏堤春晓”的美景。

　　度牒在宋代使用范围非常广泛，既可以用它直接购物或出卖后转购货物，又可以兑换钱币，放债受息，朝廷官府也用它替代纸币或硬市开支。由此可见，度牒在宋代社会经济中部分担当了货币的职能。

　　这种度牒制度，元明清三代沿袭未改。由于这种制度弊病很大，清乾隆三十九年（1774），诏令废止。

　　从此以后，僧尼只有戒牒而无度牒，寺院传戒也就漫无限制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