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2009年10月 上海图书馆讲座)

人类最可怕的不是屠杀，而是对屠杀的讴歌。你可以翻开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，或者文学史等，就会发现人类顶礼摩拜的，其实是屠杀自己同类的人。杀人越多，可能越被认为是英雄，如成吉思汗、拿破仑、亚历山大、曾国藩等。这是整个人类的堕落，也是历史书写者和文学参与者的罪恶。

杀人者因为有其强权基础和欲望的引诱，固然可以屠杀。当我们无法制止其屠杀时，不能不忍受命运的苦难。但我们必须明白一点，那屠杀是罪恶，是必须遣责的，决不能讴歌。这时的讴歌比屠杀本身更值得诅咒。因为屠杀者终究会因肉体和生命的消失而中止罪恶，那“讴歌”却可以依托文化传递给后人，在人类心灵中植入恶的因子。而一遇到适宜的气候，那恶，就会发芽，生根，开花，长出杀性更重的屠夫来。

所以，赞美屠夫的文学是人类心灵上的毒瘤，我们必须割除它。我们必须明明白白地告诉人们，那曾经强大的拿破仑不是英雄，那“破国四十”的成吉思汗不是英雄，那被人类讴歌了千百年的所谓英雄其实是屠夫，是罪恶的载体。真正的英雄是甘地、孟子、老子等将爱撒向人类和历史的人。他们才最值得人类赞美和讴歌。

当我们的书籍和电视上充满了血腥的境头和罪恶的赞美时，我们的心定然会受其熏染而异化。入鲍鱼之肆，久而不闻其臭。当那恶臭延续千年时，人类心灵定然会被熏染，一种习以为常的恶就衍化为人类的集体无意识。亦如世上有“嗜痂之徒”一样，一种“口味”的异化终究会使已经“异化”的心灵更加失去人性。

不信，你可以翻开历史，扑入你眼眸的名字中，有几位是真正爱人类的人？有几位真正为人类带来过光明？屠夫和暴徒被当成英雄，甚至连贝多芬那样的天才也曾将拿破仑当成了英雄而讴歌，他的“英雄交响曲”仅仅因为是拿破仑称帝而换了名字。但实质是：无论拿破仑称帝，还是充当执政，拿破仑最大的功绩，就是侵略和屠杀，但他却成了世界意义上的英雄。这难道不是人类的堕落和悲哀吗？

我们的诗仙李白亦不能脱俗，他赞美的侠客，“十步杀一人，千里不留行。”但李白之所以成为李白，还在于他写了“但见沙场死，谁怜塞上孤”的千古一叹。前者之瑕，难掩后者之瑜，故李白方成为李白。

但人类中的清醒者并不太多，从“投笔从戎”的到“上马击狂胡”的陆游，再到明清，再至当代，文人中的“封侯”欲望，淹没了人类本有的良知，却忘了善待每一个生命。当一个民族，一个世界的文化都在讴歌变相的“种族灭绝”时，人类的灾难是不会有尽头的。

几乎所有的民族英雄都是真正意义上的种族灭绝者，都被“渴饮匈奴血，饥食胡虏肉”之类的文学煽情得失去了理性，都想占异族的地盘，都想屠杀异族的人民，都想君临天下奴役同类。于是，东征西杀的薛仁贵被人们传颂至今，壮志未酬的岳武穆赢得了历史的慨叹，穷兵黩武的诸葛亮被称为智者，不忍叫百姓送命而放弃皇位的刘禅倒成了“扶不起的阿斗”，强调“仁义”的宋襄公更是被讥笑了几千年。充斥人间的，大都是讴歌屠杀、赞美屠夫的文字。那“恶”代代相积，终成气候，小小的地球于是烽烟四起，杀声不断。血泊中站起一个个狞笑的屠夫，裹挟他的，是搅天的欢呼声。

多么可怕。

我们不能左右强权，我们不能消除罪恶。相对于强权，我们的笔很软弱。但我们可以支配我们的笔和喉咙，使它发出一种相对有良知的声音。一个微弱的声音故然会被时代的噪声淹没，但千万个喉咙，一齐发声时，可能会使一些被梦魇裹挟的灵魂惊醒。更有可能的是，他们也会拔亮眼睛，放开喉咙，发出一种有益于人类的声音。当一代代人这样喊下去时，可能会有更多的人明白什么是罪恶。

许多时候，比屠夫更可恶的是他的啦啦队。正是在啦啦队的鼓噪声中，小屠夫长成了大暴君。当然，他很可能做的一件事是，那把越抡越疯的屠刀，最终也会削去啦啦队们的脑袋。

我们的文学，不应该是啦啦队。因为历史告诉我们，所有讴歌罪恶者，最终仍会成为罪恶的牺牲品。

面对历史上的一把把屠刀，我们应该放直了声音——哪怕会招来屠刀--歇斯底里地大叫：那是罪恶。

但一个人、一代代，一直这样叫下去。等到了有一天，人类翻开以前引以为傲的历史时，他们定然会羞红了脸。

那时，他们会说：来呀，将这块罪恶的抹布扔向阴沟，由我们来重写历史吧。

那重写的历史里，定然会有有益于人类的无上光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