论居士披袈裟事件：尊崇佛制外行别搅局

核心提示：六祖寺大愿法师为居士搭披祖师事件，引爆空前争议。明贤法师作为禅宗门下一员，从维护宗门秩序的僧团内部角度出发，尝试就此事件做专业阐述，辨析其边缘水准与核心失误。适逢佛诞，让我们礼敬佛陀、尊崇佛制、正本清源、以报佛恩！

广东六祖寺发生居士穿袈裟事件 引爆空前争议

日前发生在六祖寺的“大愿法师为居士披袈裟”事件，在坊间迅速扩散。眼下非议四起，不少有识之士震惊之余，都高度纳闷：作为在佛门内已经争取到一定影响力的有志青年，大愿法师怎么会触及一个如此敏感的雷区？

如果要为这个事件定性，作为禅宗门下一员，笔者宁愿这样去理解：大愿法师是焦虑于当代禅门不出大师，而过于急切地提供了一种快餐式的解决之道——这或许不是有意演绎的一种败象，而是理解水平的问题，是“好心办了坏事”。

郑重劝谏：不能让佛教四众横生疑虑

纵观历史，禅门从来走的都是一条宽坦平正的传承之路，像突破律制、混淆僧俗，来给居士披袈裟的这种高冷险峻的手眼，还是非常罕见的。虽然这个事件在媒体舆论上被热炒了一番，但毕竟算是一种非主流的边缘现象，也不必太过在意，它终究会随着舆论的降温而成为过眼云烟，迅速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。

然而从性质上讲，此一事件毕竟关乎宗门秩序，对于涉事的相关人士，我们从僧团内部的角度出发，还是有责任提出郑重劝谏——如此异举，只能让佛教四众横生疑虑，未有任何扶助可言，另类有风险，造业需谨慎，“还是赶紧收了神通罢！”

禅门法衣传递第一原则：佛门之内、比丘之间

目前为止，对这一非主流事件的主流反映，是走在一个正确的轨道上的，即首先确认，法衣传递的第一原则，是佛门之内、比丘之间，给居士搭披祖衣的举动完全是不如法的，乃至于是荒唐和滑稽的。

正统戒律，直击时弊，笔者不吝篇幅，在此简列一二。《僧祇律》云：“三衣者，圣贤沙门标帜，非俗人所为。”古德云：“为师者，不可不知；为徒者，又不可不慎也！”《百一羯磨》云：“求寂之徒，缦条是服，今时末世，不谙律文，皆令沙弥批著五条、七条，割截之衣。甚至在家男女，亦使披著，深为罪滥。神州之地，久扇斯风，违佛乱法，律有大呵。”《辩惑篇》云：“此三法衣，定是出家之服，非在家者所披！”

佛门内部高僧之间的传法，原本是一个相互印证的内化过程，从来不是一个大众围观、坊间谈笑的高度。古德之间的传法，开悟是首要基础。直至近代，就像虚云老和尚当年所说的那样，现在向下传法，已经是不得已而为之，即便是没有得到成就，为了让法统不断也只能传。但是传法也必须要遵循僧团基本的法制、基本的礼制——就是在僧团的内部，选择修持有恒、德有所归、众人爱敬、弘护有方的俊杰。而这里的第一原则，就是在僧团内部。即便是再怎么随俗，再如何地行方便，在僧团内部进行僧衣的传递，是禅门壁垒森严的底线。

退一步讲，作为“接法者”的这位咨询公司董事长（其教授称呼存疑）——无论是正牌佛弟子，还是佛教爱好者，抑或是佛教票友，出于对自己的法身慧命和生命前景负责，都应该有坚守常识的自知之明，都不应该有这种消遣佛门的另类嗜好。

笔者看到，大愿法师的另类之举已经造成了一种极其负面的大众观感，带来相当程度上的不良影响。有人文雅地表达——评某法师传法事：“一盲引众盲，传法生意忙。但得箱囊满，随意点法王。佛法付人情，人情利欲狂。末世多乱象，何闻戒芬芳。愿得文殊剑，波旬剑下亡。尤待真佛子，高树佛法幢！”而有人，则忍不住大白话直接招呼：“法师身上那一领袈裟，何以如此之贱？”

核心失误：不能自称“我已开悟”

承接上述，先前对这一事件的质疑，最多也就上升到一个突破律制的层面。但实际上，这恰恰成为一个当事人及其拥趸，在寻求舆论翻身时的一个突破口——“佛制是这样说的不假，但开悟者例外。”

面对如此反诘，我们只能更为严肃和不客气地指出，此一事件的荒诞，远不止突破律制这么简单，当事人的核心失误或者说是罪业，是佛门根本大戒的突破——大妄语罪。

大愿法师所操作的这个非主流的传法环节，明显有一个背景昭示，即无论传法者还是接法者，都在彰显自己的大成就者身份，掌握着开悟的标准。真理在握，以至于历史以来所有的高僧大德、所有的僧团都不敢作出的决定，可以在这里“首开先例”。

然而在比丘戒和菩萨戒中，都有明确的严格规定，不仅是未证言证，获罪无量，即便是开悟了，也不能直接表达“我已开悟”。好言神通、预言吉凶，以及说自己就是证悟者，这些都是触犯具体戒条的。这种大妄语罪，是可以直接被剥离比丘身份的，是不可挽回的严重过失，罪报之极，直通地狱。

更何况，还有一种可能性，那就是“未证言证”。这种联想让围观者都为涉事者感到毛骨悚然。

更有甚者，我们竟然还看到有人拿五祖大师、六祖大师之间不寻常衣钵传递来进行比附——此种论调早已被大众舆论的批驳口水给淹没了，笔者无须赘言。

佛门之内何以自我轻贱？

过去大德讲，修持佛法者，务必谨慎莫放逸，战战兢兢如履薄冰。尤其是禅门心心相印、相互托付的传法环节，历来被视为第一峰头，死生刹那，哪里容得下如此的大开大阖，肆意张扬，随意消费？

当“直指人心、见性成佛”沦为坊间的谈资，我们对这个时代所剩无几的敬畏倍感惊悚。从五四到文革，一路的猛砸猛打，造就了今日的无知、无礼和无畏。世风日下因缘难料，但何以连佛门之内，都如此轻浮飘摇、自我轻贱？

当大愿法师宽衣解带，把禅门心头顶戴的那一领祖衣，双手奉送给了某董事长时，我们看到一方面，整个仪式把和禅有关的外壳，用得淋漓尽致，连那一首“管理禅”的传法偈，都堪称“惊艳”；而另一方面，却把和禅门心法有关的内胆，悉数抛弃。然而即便用尽禅门所有形式上的资源，和真正的禅门又有什么关系呢？

德不配位，必有余殃

宗教上的二律背反魔咒，想必我们曾有耳闻。越是宗教徒，越是自诩触及了终极真理，越会表现出一种信仰上的傲慢、偏执和异端。今日六祖门庭上的一出“创意事件”，何尝不是深中二律背反魔咒的现身说法？

大愿法师说：“我和我的团队每天早晨醒来都要发愿，要成为改写中国佛教历史和推动佛教全球化发展、佛法国际化弘扬的一批人，才华要配得上梦想，心量要配得上享受”面对这宗宏大的“改写理想”，细加甄别，第一，如果是认为我们的宗门祖德、我们的历史传承是有问题的，需要改写，那这显然是一个伪命题，甚至落入谤佛谤法；第二，如果说我们当代的佛门现状是有问题的，需要改写，那么要斟酌的，就是谁人具备改写能力。早有智者对后人提出警戒，人有三个基本错误是不能犯的：一是德薄而位尊，二是智小而谋大，三是力小而任重。德不配位，必有余殃，不单个人会遇险，更会祸及门庭。

那么，为什么会有一支这样的团队，会有这样过度表达终极真理的冲动，会有这样激进的、勇于玩出新意的念头呢？就笔者看来，还是对于禅门的心性本质，从来未曾触及过，以至于总是要试图从形式上、从外境上寻求答案和奇迹。

禅门法脉传承不能投机

禅门的法脉，说到底是心法的传承，是最不应该出现类似“有为的追逐过重，无为的安住不足”这样的时弊。对于宏大叙事的热衷，有时候恰恰昭示的，是一种禅门严谨训练的不足，是一种业余节奏，甚至是一种跨界投机。

曾有大愿法师的拥趸提示大众，“请各位不要诽谤大愿法师，大愿法师是祈竹活佛的弟子”，试图以别家的肯定，来建立自宗中立足的合法性。我们由此看到法师的兼容并蓄——参学历程中的纷繁复杂、信仰底色上的五花八门。

藏地各宗，汉地各派，甚至于韩国一脉，无不涉猎；活佛、上师、仁波切、阿闍黎，各方神圣提携汇聚一身；健康养生、企业管理、生活艺术无不关照。作为青年才俊的大愿法师，平均算下来能够分给禅宗的熏陶时间，恐怕也屈指可数。

这些多样化的因缘，如果单纯从对外结交的层面上，是存在一定积极意义的。然而禅门的关要就在这里，这些看似有积极意义的途径，如果是基于主体自身的牢靠有力，那无疑是“极好的”，但如果本身羸弱气短、知见迷离，那无疑是百害无一利。这些错综复杂的头绪，跟六祖门庭本身所倡导的禅，不光是毫无关系，正好相反，恰巧是六祖大师最为反对的、枝末上的行为。

对有为的主动过分依赖，对无为的放下过分地不放心——这算得上是禅门大忌。不光是历史不会依赖这样羸弱迷离的肩膀，大众的慧命也不会托付给热衷于皇帝新装和愚人花环的团队。

六祖故里的宗门秩序：规避外行搅局，坚守传承共性

在这个虚拟规定现实的时代，本来浅薄的新媒体就容易把僧尼和审丑、猎奇捆绑在一起来抓取公众注意力，我们佛门自身就更需要谨言慎行，避免误伤。而现如今，在六祖门庭这个博人眼球的平台上，却恰恰自行上演了一出索隐行怪的非主流情节，着实让人不忍直视。

对于禅宗发展共性上的忽视，对个性的单独标榜，是六祖祖庭陷入今日被动的原因所在。对宗门主旨上的偏举、对宗门手眼上的取舍，终究是需要超越古今的大智慧才能有效驾驭的，轻言改道并且大张旗鼓，不啻于外行搅局。

纵观整个禅门，这种不严谨的搅局行径，渐有扩大化的趋势。逐渐成长起来的新一代青年法师们在执掌法系时，其担当时代的责任感，有时往往和追逐时代的冒进混淆在一起。大愿法师事件一出，无疑是一记响亮的警策，让我们紧迫于宗门的教育发展和人才建设。

事件当前，反思和劝谏，必须由我们汉传佛教僧团内部来郑重施行。时代飘摇，可叹，如今大陆佛教仍旧缺乏一个如法的共识基础上的处理机制。所幸，在大众舆论时代，不同的声音具备交锋的空间，祈愿我们能够把这一事件清楚剖析、准确定位，为禅宗未来的发展正本清源、保驾护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