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渡传戒的这位律宗祖师与真言密教有什么关系呢？根据相关资料，本文试作一简单探讨。

一、东渡前鉴真的参学经历

鉴真法师(688-763年)，唐垂拱四年(688)，生于扬州江阳县，俗姓淳于，十四岁从智满禅师出家为沙弥。神龙元年(705)，从光州道岸律师受菩萨戒。景龙元年(707)，游学东都洛阳，继入西京长安。次年，于长安实际寺从恒景律师受具足戒。这两位律师都是当时的律宗大德。鉴真受了这些名师的熏陶，数年之间便通达了三藏教法。后来他又从融济律师研习道宣的《四分律行事钞》、《羯磨疏》、《量处轻重仪》；从义威、智全、大亮等高僧钻研相部律宗法砺的《四分律疏》。融济是南山道宣的高足，义威是道岸的弟子，大亮是法砺弟子满意的法嗣。这些师承关系和律学修养，是鉴真后来在传持律学上能有重大成就的增上因缘。

开元二十一年(733)，鉴真四十六岁。这时他已经学成名立，于是自长安回到扬州，先后十年间在江淮地区努力讲律传戒，声名远播，成为当时道岸之后独步江淮的律学大师。《宋高僧传》说他有著名弟子三十五人，各自倡导一方，共弘师教。他同时建造了许多寺院和佛像，书写过三部大藏经，又兴办救济孤贫疾病等社会事业，并曾亲自为病者煎调药物。在长期从事这许多活动中，他掌握了当时许多方面的文化成就，积累了不少实际的领导经验，团结和培养了一批有专门造诣的工技人才。这一切都为他后来东渡日本准备了有利的条件。

二、鉴真在国内的佛教传承

1、律宗

中国大乘佛教的律宗有三大支派：道宣律师的“南山律宗”、法砺律师的“相部律宗”、怀素法师的“东塔律宗”。

鉴真先从学于“南山律宗一系：从受菩萨戒的道岸律师(654—717)是继承道宣的弟子文纲(636—727)大兴南山律宗于江淮的人(《宋高僧传》卷十四)。从受具足戒的恒景律师(634—712)先从文纲受律学，文纲是南山道宣的高足。后来恒景又到荆州玉泉寺研究天台止观，有名于时(《宋高僧传》卷五)。鉴真又从融济研习道宣的《四分律行事钞》、《羯磨疏》、《量处轻重仪》，

后来他还从义威、智全、大亮等钻研了相部律宗法砺的《四分律疏》。义威是道岸的弟子，大亮是法砺弟子满意的法嗣。由此，又得法砺律师的“相部律宗”传承。

可见，他的佛学渊源，深承律宗南山、相部两宗精义。同时，他对怀素法师的“东塔律宗”也十分重视，在东渡所携带的佛教经典中就有怀素《戒本疏》等。

2、天台宗

从受具足戒的恒景律师(634—712)，原名弘景，又作宏景，宋人避讳，改称恒景，名重当时，为武则天、中宗两朝国师，三被诏入内供养为受戒师，受敕住实际寺弘扬律学。从佛教传承上看，他称得上两宗兼弘，即为南山律宗祖师道宣的再传弟子(也有说为道宣弟子)，又为天台宗祖师章安灌顶的弟子，从受天台法义，并多有著述。章安灌顶嗣法于天台宗的实际创始人智者大师。因此，鉴真东渡时所携带的佛教经典中就有《止观法门》、《玄义》、《文句》、《四教仪》、《小止观》、《六妙门》等天台经典。

3、密教

开元四年(716)，善无畏祖师到达长安。开元七年(719)，另一密教祖师金刚智也从海路来到中土，此为正纯密教传入中国之始。两大师多建曼陀罗灌顶道场，大力弘扬密教，影响极大。而鉴真从景龙二年(708)到长安参学，到开元二十一年(733)即四十六岁时才自长安回到扬州，在长安滞留达25年之久，此时距善无畏祖师到达长安也已有17年的时间。而正是这17年间，正是密教大弘时期，身处长安的鉴真必然对密教有所了解和接触，但到底受多大影响，尚待相关资料佐证。

有一资料显示：鉴真从恒景学习戒律时有一同学普寂法师。而普寂的弟子一行从善无畏、金刚智受金刚界、胎藏界两部大法灌顶，为密教祖师，鉴真在长安时虽然一行还没有协助善无畏译出《大日经》，但依其法脉传承，二者之间可能有交往并互相影响，可惜一行早已逝于727年，此时鉴真还在长安。由于一行祖师还传承玉泉寺一系的天台法脉，与鉴真渊源甚深，或许二者有一定交往并相互影响。

另有一说：鉴真于713年(开元元年)即从长安回到扬州，开始在江南开坛传戒，40年间声名远播。依这一资料，鉴真虽然离开了长安洛阳，但可以确定的是：密教毕竟在国内已经传承了17年，且有玄宗皇帝的亲自倡导重视，作为律师的鉴真肯定也有所了解，并间接受到影响。

总体来看，鉴真虽然是佛教律宗的传承高僧，但严格说来，律学的宗教义务是传承佛陀制定的戒律，因此其服务的对象是整个佛教界，并不局限于一宗一派。如此，鉴真又研习天台教义，并接触佛教其他宗派如密宗等，是非常正常的，这也符合佛的教义精神。

三、鉴真东渡后的传法

鉴真对日本佛教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：

1、传承律宗：为日本佛教建立了严格的授戒制度，使其走上了有序发展的轨道。

753年，66岁的鉴真来到日本，754年被邀请至东大寺，按照南山道宣的“戒坛图经”在大佛殿前建造戒坛，旋为日本天皇、皇后、太子等人授菩萨戒；为沙弥证修等440余人授戒；为80余僧舍旧戒授新戒。自是日本始有正式的律学传承，此为日本佛教建立严格授戒制度之始。后来又在东大寺之末寺下野药师寺、筑紫观音寺相继建立了戒坛，并规定：凡属正式僧侣，必须在这三大戒坛受戒。

唐招提寺是鉴真晚年时居住之地，它原为已故新田部亲王的旧邸，759年由朝廷赏赐，正式成为寺院。鉴真被称为日本律宗之初祖，唐招提寺相应被尊为日本律宗祖庭，鉴真去世之后，仰慕他的弟子们建造了金堂、五重塔(由雷击失火现已烧毁)等建筑。安置于御影堂的鉴真法师像是日本现存的最古老的雕像，表现的是鉴真大师晚年时的神态，能够让人感受到他博大深远的精神。

2、宣讲法华：为天台在日本的兴盛奠定了基础。

据《中日佛教交通史》(木宫泰彦著，陈捷译)：

鉴真并其弟子，原律僧而兼天台学者，其携来物品内，有摩诃止观，法华玄义，法华文句，小止观，六妙门等，多天台章疏。又曾演讲于唐招提寺，唐招提寺缘起略集云：

“从三年(天平宝字)八月一日，初讲读四分律并疏等，又玄义、文句、止观等，永定不退轨则。……兼和上(鉴真)天台教观、禀法进僧都、如宝少僧都、法戴、思托等和上化，讲天台，代代相承而于今不绝。

桓武天皇追慕和上鉴真之嘉德，重以庄严遗基，构五间四面精舍一宇，安弥陀三尊(自百济国来)，敕于此宝殿讲玄义，文句、止观永代不绝。”

《东渡弘法的鉴真大师》(作者鉴安，收录在《现代佛教学术丛刊》)写道：

鉴真大师曾经从恒景律师学过天台宗，带到日本去的经典当中也有天台宗的章疏，他在日本，除讲戒律以外，也讲天台三大部……

又东大寺戒坛上面安置多宝塔一事，通常也以为是鉴真大师在日本致力于弘扬天台宗的证明，因为多宝塔出于法华经，戒坛上安置多宝塔，表示他对于法华经的热烈的信仰。鉴真大师传天台宗义于法进，法进传最澄，最澄入唐请益之后，归国成立日本的天台宗，史称传教大师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，最澄入唐求法时还受沙门顺晓的密教灌顶，回国后将学习到的天台、密教、禅、律四宗杂合起来，以“止观、遮那二业并重”教授弟子，称天台宗，因有密教内容，又俗称台密。得天皇同意，天台宗成为独立的一个佛教宗派。后又日本天台一系的僧人圆仁、圆珍等继续分别入唐求法，从唐密祖师惠果大阿奢黎的弟子再受灌顶，形成台密，一直传承至今。

可惜的是，最澄为将天台密教一系完全摆脱当时奈良六大寺为主导的“南都佛教”的制约，公然提出，作为大乘佛教的天台宗只受大乘戒即可，原来鉴真传来的只是小乘戒，不适用于大乘佛教僧众。大同元年(806)，最澄在比睿山私设戒坛，为圆澄等100余人授大乘戒律，彻底抛弃小乘戒。这样就完全抛弃了鉴真传承的戒律基础，以至为日本佛教留下了千古垢病，为无戒律佛教开了方便之门。(可参见《空海与最澄两大师的因缘》一文)

3、携带密教法像：为密宗的兴起创造条件。

日本天台宗与密宗的关系，上面已经简要说明。这都与鉴真大师有直接的关系。证明鉴真大师和他的弟子与密宗关系很深的不仅是这些。

据《中日佛教交通史》(木宫泰彦著，陈捷译)：

“鉴真及其弟子，与密教之关系亦深。其携来品内，有雕旃檀千手像一躯，绣千手像一铺，皆密教诸尊之像也。唐招提寺金堂内有一相传为如宝所作之千手观音，今仍存在。”

另外，还有一尊鉴真从唐土带来的不空绢索像。

唐招提寺原有鉴真中土弟子义静建立不动堂，堂内的不动明王像也是义静所作。

文中提到的千手观音像非常著名，这次胡总书记也专程参观了。

另外，鉴真的弟子也都各有特长。如寺中的《特别保护建造物及国宝帐解说》唐招提寺内的金堂有如下评语：

“金堂为今日遗存天平时代最大最美之建筑物。千释迦之大光背，犹不失巍然之旧面目，可令人想见东大寺大金堂五丈三尺遮那尊往时之伟观也。……为他时所无。以丰肥之柱，雄大之斗拱，承远大之出檐，屋盖为四注，大栋两端高举鸱尾，呈庄重之外观。……要之，此堂为今日所存天平时代佛殿之最完备者，其构造装饰，足以代表当时最发达之式样手法。”

据传，这是如宝督率工匠，按照中国佛殿的图样建造的。金堂内的主尊丈六卢舍那佛坐像，相传是始终追随大师的唐僧义静或思托所作。这一资料也从另一角度证明，金堂内的主尊丈六卢舍那佛坐像即时当时所建造，非是后来改建。当然，主尊为密宗的卢舍那佛(即毗卢遮那佛的异译名，意译即大日如来)，而非我们常见的本师释迦牟尼佛，自有其深意。

正如木宫泰彦在《中日佛教交通史》中所说：

吾故曰最澄、空海所大显扬之台密二教，非自平安朝突起者。严格以言之，普不得谓为平安朝之新佛教；盖奈良朝归化唐僧，已次第涵养其潜力，不过赖最澄、空海之力，始浮出于历史之表面耳。

鉴安也在《东渡弘法的鉴真大师》中强调：

这可能对于空海(即弘法大师)入唐求受密法有决定性的影响。空海和最澄就是发展日本平安朝佛教的中心人物，都和鉴真大师有关系，所以说鉴真大师为日本平安朝佛教的发展创造了条件，史实告诉我们，是非常正确的。　

四、补充：近代专弘一宗寺院格局的形成

随着鉴真大师到日本传戒，当时的“平城京”奈良佛教形成了有代表性的六大宗派，即三论、法相、俱舍、成实、律、华严等。但是由于后来朝廷迁都于奈良北部的平安(今京都)，所以又被称为南都六宗。这些所谓的“宗派”虽然大都源于中国，但不同的是，他们只是因为研究了不同的佛法教义，才相互区分开来的。因此，准确地说他们只是佛教学派而非像中国佛教那样的宗派。由此也造成了各派之间并不相互排斥，对各宗派的法都可宣讲研究。

鉴真大师入灭后31年后即794年，日本首都迁至平城京即现在的京都，伴之而来的是天台宗的兴起和真言密教的兴盛。前面已经说明，天台宗由最澄入唐求法后创立，并融入了密、禅、律而成天台密教，得天皇同意自成一派；真言密教由日僧空海入唐时受传法灌顶于唐密七祖惠果大阿奢黎，成为密教八祖，日本称真言宗，开创高野山根本道场，后得赐京都东寺，在此建立根本灌顶道场，因此又称东密。台密、东密先后得天皇支持，尤其是空海的真言密教，尤其兴盛，奈良原有的六宗所在的寺院同样深受影响，并大都建立了专门弘扬密教的“真言院”或“密教院”，唐招提寺也不例外。总体上看，“八宗兼弘”一直是自鉴真大师东渡后佛教界的主旋律。

根本性的变化始于明治初期。明治天皇继位后先后颁布“神佛分离令”等，明确实行政教合一制，废除了僧位、僧官，僧侣只是一般的职业，命令他们称姓氏；解除关于食肉、带妻、蓄发的禁令；允许各地随便合并寺院，除总本山以外，废除一切无施主、无主持的寺院，禁止僧尼托钵。这样一来，使各县任意毁坏寺院，到毫无忌惮的地步，奈良的古寺严重受损，兼学各宗的传统也被打破，而被迫代之以必须标榜某一宗派的职业性寺院开始出现。这样，东大寺为华严宗，唐招提寺为律宗，药师寺与法隆寺、兴福寺为法相宗，各寺都成为某一个宗派的专门道场。

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局面，从此日本开始走上西方式的近代化道路，虽然僧众中仍有少数严格持戒，但不可讳言，大多数僧寺已经远非中国及东南亚等地情况。末学有时想，假如净土中的鉴真大师看到这一景像，不知会说些什么？